本报讯（记者 段文利）北京协和医院2009年工作会议暨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月21日上午、25日下午分两阶段隆重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医院全体院领导、科室正副主任、职能部门正副处长、总护士长、护士长、全国政协委员、派负责人与职代会代表共470余人出席了大会。住院楼四层多功能厅主会场和小厅分
本报讯（记者 段文利）北京协和医院2009年工作会议暨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月21日上午、25日下午分两阶段隆重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医院全体院领导、科室正副主任、职能部门正副处长、总护士长、护士长、全国政协委员、派负责人与职代会代表共470余人出席了大会。住院楼四层多功能厅主会场和小厅分会场始终座无虚席，表明了全院职工对医院发展和未来的关注。
正式大会由鲁重美书记主持，21日上午进行的是会议的上半段：2009年医院各项工作报告及九个代表组分组讨论。六位副院长就分管工作及牵头工作作了精彩的报告，与会代表分为九个小组，围绕设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干部执行力等三个中心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25日下午，九个组长的总结陈述报告紧扣给定的议题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既有高度，站在医院层面上；又有广度深度，极具可行性、操作性。赵玉沛院长在讲话中对大家群策群力、共同谋求协和发展的热情与智慧表示高度的赞扬和衷心的感谢。赵玉沛院长在讲线年工作的五大特点：压力大、任务重、挑战多、机遇好、信心足。全体协和人明确了努力方向，坚定了信心和决心。本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展示了协和医院的光明前景。
2009年医院运行速度极快、工作量极大，大家非常辛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本次职代会的形式作了一些改进，将以往一天的会议时间短缩到半天完成，但是所有组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均感意犹未尽。所以我们以笔答的方式，给每个代表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事实证明这种改进措施效果很好。今后我们一定要让全院职工，包括此时此刻在全院90个视频转播点收看现场实况的同志们都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协和医院的发展献计献策。
非常感谢六位副院长经过认真准备做了非常好的报告。感谢九个组的组长、副组长、秘书和全体代表为会议付出的努力。周末和今天会场爆满，说明大家非常关心协和。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年的职代会，听到更多的不是抱怨，而是激动、建议和对未来的向往。九个组围绕给定的主题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说明大家是群策群力共同谋求协和的发展。领导班子一定会高度重视今天九个组的发言，认真进行梳理。更要实现我们的承诺：对于笔答卷优秀、建议提得非常好的同志，要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给予表扬和表彰，激励全院同志参政、议政。
2008年，这届领导班子跟全院同志一起做了一些工作，啃了一些骨头，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2008年医院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靠的是什么？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协和精神在2008年具体表现为拆迁精神，表现为奥运精神，表现在我们做强西院的实际行动上。医院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全体协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天职代会的报告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很激动，感谢大家提了这么多好建议，协和医院工作要想向前推动，并与那么多“跑得快”的医院竞争，仅靠院领导班子是无从谈起的，而是要靠全院同志的努力和奋斗。
2009年，协和医院处在发展的非常时期、关键时期，面临的压力大、任务重、挑战多。我们的压力、重任和挑战首先体现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压力。2009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制订出医院中长远发展规划，制订和完善医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和实施战略，以保持和发扬协和的综合优势、领先地位；我们要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应对激烈的医院竞争，留住优秀人才；我们要出色完成医、教、研各项指标，进一步降低成本，减少浪费，确保医院良好的经济运行；我们还要克服干部保健基地从硬件到软件的巨大建设压力，确保基地按计划年底开业，确保北区工程建设高质量、按计划推进。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最近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韩启德副委员长主持的临床医学科研战略发展研讨会，会议传达了国家“十二五”要全面加强临床医学科研的重要精神。国家将投巨资，在今年8月份完成2010年临床医学科研项目的立项。这对我们医院，对临床医生和护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所以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促进协和医院临床科研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医院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协和医院现在处在一个发展的非常时期，压力很大、运行速度很快，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协和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我们职工的健康为代价。医院将更加关注、重视员工的健康，2009年我们将在提高职工福利、推行带薪休假、调整奖金分配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大家多提好的建议。
总之，这次职代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的发言让我们感动和激动，这届领导班子充满信心，一定会在大家的支持下制定出协和医院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规划。而且正像大家希望的一样，规划一旦制订，就不随人为因素和领导的更替而改变。目前，医院包括正式职工和退休职工在内一共有5000多人，增加编制后可能还会更多。如果每个人都像经营自己家一样去经营我们的医院和我们的科室，协和就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头羊。协和人应当立志高远，志在必得。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开创协和美好未来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张振馨教授等历时13年完成的中国人帕金森病和痴呆患病率的流行病学及干预、控制研究，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该病种的线年之久的课题组独创的以临床医生为核心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水平的干预模式早于欧盟七年，取得的显著控制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帕金森病和老年痴呆“一高三低”的临床落后状况。该研究得到了国外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获得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振馨课题组首次向全世界公布我国帕金森病和痴呆线岁以上的中国人帕金森（PD）患病率男性为1.7%，女性为1.6%，而以美国2000年人口标准换算进行国际间比较，这一患病率则达到2.1%，也就是说中国65岁以上老人每100人中有2人患有帕金森患病，与国际无差异，这一数据是中国原有数据的13倍。报告同时显示65岁以上中国人每100人中有4.8人患阿尔茨海默病（AD），以美国2000年人口标准换算，这一患病率则达到5.9%，是血管性痴呆（VaD）的4.36倍。原有的研究认为中国VaD患者多于AD患者。张振馨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揭示证实中国人帕金森病和痴呆患病率、痴呆亚型分布比率与国际无差异。
这一报告对WHO引用25年之久、“中国是世界上帕金森病最少的国家，也是痴呆低危地区”的错误结论做出重大修正。研究结果被载入2006中国PD指南和美国PD诊断参数。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对PD/ AD患病率报告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异？张振馨教授在90年代初对北美、欧洲、非洲以及亚太地区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方法进行荟萃（Mate）分析之后，首先想到发生地区间重大差异的原因很有可能出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及统计学方法上。
为此，课题组于90年代起，通过全国13个中心的跨学科协作、63位以教授为主的神经精神科医生参与，对中国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四个省市的182个居委会4.2万余名老人进行了6年3次随访的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相结合的家庭病房式帕金森病和痴呆患病率调查，是迄今世界上样本量最大、历时最长、方法最新的调查。在调查模式上一改既往单纯以横断面入户调查为基础的常规模式，采用横断面入户调查加前瞻性随访的创新性模式，通过入户随访、三级查房明确诊断，科学调高“痴呆筛查量表”分界值2分以减少漏诊，首次应用不同中心调查员交叉编组设计、加权法调整随机多级整群抽样误差等措施，使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处国际领先水平。
张振馨课题组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不同国家报告的不同研究结果，其差异来源于不同的研究设计”。美国学者Rocca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专论《中国PD患病率》，高度评价该研究解决了国际争议。英国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知名精神流行病学专家、ADI官员Prince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专论《中国老年人面对的定时炸弹》，评价“该研究是高度标准化的，方法好、样本量大，是中国至今最全面的痴呆患病率的调查。结果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十分重要”。
由于帕金森病和痴呆等神经变性病有漫长的病理发生期，课题组利用协和医院特有的病例资源优势，对1921~1956年出生的协和婴儿进行了世界随访时间最长(82年)的出身队列的统计分析模型研究，从环境、生活方式、心理生理、社会经济、生物学因素以及遗传易感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个体从胎儿、围产、儿童直至老年期的生命全过程。结果发现，老年认知功能是人类生命全过程对多种环境因素不断适应的结果，儿童和青春期营养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这一发现对国际权威的Bake教授的“老年慢性病胎源学说”提出挑战。张振馨教授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关岛帕金森-痴呆-肌萎缩侧索硬化(PDC)的病理发生期为12～45年，其中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卫生事件是影响关岛变性病发病的关键。中国古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原指儿童期生活环境对其个性形成的影响，张教授的研究却用科学数据证实了儿童期生活质量对其老年认知功能亦将产生大的影响。
在PD/AD患病率未修正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有很大差距，由此西方学者提出“PD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设。张振馨教授对此产生质疑，在查阅大量中华传统医学书籍后，结果发现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黄帝内经》中就有PD症状及治疗的描述，这一发现将世界的PD起源时间从1817年提早到公元前2000年，提早了近4000年，推翻了西方学者关于“PD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
课题组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卫生服务现状研究，发现了中国AD/PD存在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诊断率和低治疗率的“一高三低”状况。在90年代，中国 AD知晓度仅48.8%；1996-1997年，患者就诊比例为13.3%，1998-1999年增长到23.3%；医生在诊断过程中应用认知检查的比例仅占15%，诊断正确率只有26.9%；采用胆硷碱酯酶抑制剂（国际循证医学推荐）治疗者在1998年为仅为2%；而有关帕金森病的知晓度也只有52%，L-dopa（国际循证医学推荐）治疗比37%。
针对此种状况，课题组建立了以临床医生为核心的多方位(内容、方式)、多层次(神经、精神、心理和老年科医务人员、照料者、媒体、政府、医药公司医药)、多水平(国际、全国、省市和医院) 群防群治干预模式，较欧盟2007年推荐的类似干预模式早了7年。他们将防治的核心力量由预防医学人员转化为临床医生，采用针对危险因素，开展早诊断、早治疗的三级预防策略，实施全新模式干预。北京协和医院在全国首个成立了记忆和运动障碍中心，并带动全国相继建立10个痴呆中心和40个记忆门诊。课题组建立早期诊断相关量表的常规模型，引进国际最新知识，实现对神经科、精神科、老年科医生的再教育，解决了临床的早期诊断。通过发挥制药公司资源优势，组织医生进社区、举办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吸引媒体广泛参与健康传播，取得卫生管理决策部门的支持等，真正实现了“全员动员共同应对AD
根据调查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及老年人比例的增大，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PD患者增长的主体，这为国家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提供了急需的流行病学资料和科学依据，我国MOH在2002年已把痴呆列入精神卫生领域重大疾病加以防治，并在我国“九五”、“十五”、“十一五”科技规划和“863”、“973”计划中均被列入。对于降低PD/D给我国造成的巨大疾病负担、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课题组关于PD/AD“一高三低”的临床服务状况的真实披露引起了地方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国18省市已把抗痴呆药和部分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列入公费清单。
在“新干预模式”下，经过课题组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公众对帕金森病和痴呆的知晓率、就诊率、治疗率低的现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数据显示，2006与1999年相比，我国七城市居民治疗的平均比例明显增长，帕金森患者使用国际推荐应用的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治疗的人数在这七年里增加了8.5倍，副作用较大指南不推荐的治疗药安坦七年来出现负增长(-15%)。近7年来北京AD的治疗比例增长了3.9倍，我国沿海城市居民，早治疗的平均比例己超20%，从世界的落后地区步入和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地区相当的水平。
课题组通过10年努力，建立了1000例痴呆和2000例老年对照的临床、心理、影像资料和DNA库，完成了14个候选AD 相关基因与中国汉族人AD的关联分析，从分子水平上探讨发病机理和筛选生物标志物，获得了重要研究进展。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AD的危险基因型和保护基因型。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完成的霍乱毒素B亚单位-Aβ42基因重组腺相关病毒疫苗的构建及药效学研究，在开发新型AD治疗性疫苗预示了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报讯（记者 段文利 沙悦） 我院职工在2008年查体中“血尿酸”指标高度异常，“高尿酸血症”的男性患病率为22.2%，女性为11.9%，总患病率为14.8%。而在2005年普通内科对北京地区部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男性为13.8%，女性6.0%。
普通内科自2006年开设痛风门诊以来，接待患者近千例，其中一部分是痛风患者，还有很多是体检发现高尿酸血症、无痛风发作史，后者中有许多合并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脂血症（即代谢综合征）。三年来，痛风门诊始终坚持把健康教育放在首位，通过帮助患者控制饮食、合理运动、保持积极心态等措施，使多数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获益。
我院职工“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调查是普通内科高尿酸血症研究课题组在“科技部社会公益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在获得知情同意后，经保健科和医学健康中心和检验科的协作在职工体检的同时增设检查项目完成的。此次共有2075名员工参加了血尿酸检查，其中男性585人，女性1490人。按照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男性血尿酸415umol/l，女性血尿酸355umol/l），我院职工高尿酸血症的男性患病率为22.2%，女性为11.9%，总患病率为14.8%。同时，随年龄增加，高尿酸血症显著升高，我院65岁以上的退休职工中大约1/4的人血尿酸水平升高。在血尿酸高的人中，1/3的人患有高血压，1/2的人患有高甘油三酯血症，1/4的人患有高胆固醇血症，1/6的人血糖高，2/3的人体重超标。
小金枝来自山东临沂的农村，6岁时开始出现反复发热、乏力、贫血等症状，曾在当地医院就诊，可是经过服用铁剂补血等治疗后症状不见减轻，身高、体重多年未增，无第二性征。严重贫血与生长发育迟缓同时发生在金枝身上，如此巧合又罕见的病症让很多医生无从下手，始终找不到发病根源，这个病一拖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二十余载寻医路几多坎坷，经过多方求治无果。2006年，小金枝的母亲带着她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但由于所带钱物太少，门诊看了看，没怎么做检查就先回了山东老家。两年后，攒了点钱的金枝妈第二次带着她来到了协和。血液科医生们对袁金枝的病情十分关注，为了早日解开小金枝的病情之谜，沈悌主任亲自嘱咐病房医生要对袁金枝予以特殊关照，尽早收住院。金枝住院后，血液科多次邀请外科、内分泌科、放射科、儿科、免疫科、口腔科和眼科等相关科室的多名权威专家和年轻医师们聚在一起，进行热烈的病因讨论。
小金枝病史复杂，除了常年发热、乏力，还曾出现寄生虫、鼻衄等病状，这些表象跟病因是否相互关联，在病理学上并不明确，各种诱因存在的可能性都有。在血液常规检查中医生们发现她严重贫血、炎症指标高，这时疑问接踵而来，是缺铁性贫血、营养性贫血还是慢性病贫血？炎症指标大大高于常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病症？这些成了医生们探寻的焦点。自从小金枝出现在协和医院，各科医生就开始不断寻找她身上怪病的“元凶”。
筛查逐步深入，接踵而来的却是各种猜测相继被推翻，就在诊断陷入停滞不前的时候， CT报告显示金枝腹部有一个肿物。其实，早在金枝16岁时的病历上就提示发现该肿物，由于其形态较为规整、边界清楚，当时的医生都认为这只是副脾（可见于10%左右的成年人），无需切除。谁知这一忽视，恰恰就与解开金枝病因的谜底擦肩而过。
然而这一蛛丝蚂迹却未能逃过协和大夫们的眼睛。排除了各种病因之后，患者腹部的肿物引起了医生们的注意，这个隐藏于腹部的肿物究竟是副脾还是肿瘤，这对于给出正确的诊断结果至关重要。在综合会诊中，各科医师运用专业知识对肿物的性质进行了判断，根据放射检测结果、肿物形态及强度性质分析，基本排除了副脾的可能性，大家提出了疑似Castleman’s病（又称巨大淋巴结病）的考虑。
根据病因推断症状并不难，而要从表现各异的症状发现病因却需要借助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技能。Castleman’s病因淋巴结肿大发生的部位不同而症状体征不一，可伴发热、疲乏、消瘦、贫血等全身症状。金枝的症状与之基本吻合，但病程长、生长发育迟缓等均为不典型症状，这又使诊断因素更为复杂、病理探究更为艰难。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国内尚无该类临床表现的Castleman’s病病例报道的情况下，赵永强主任鼓励大家广泛查阅文献，找出症结所在。血液科王书杰、韩冰、周佳鑫等医师通过检索大量国外文献，终于找到了与袁金枝临床表现非常相似的病例：贫血、生长发育迟缓、炎症指标增高。文献报告患者在切除肿物后贫血缓解、症状消失、年龄较小的患者还能恢复生长发育，经过手术最后病理确诊为Castleman’s病。有了理论的依据和案例启发，血液科的医生们更坚定了进行外科手术切除肿物的信心。
患者病理报告支持了大家的推测。原来，这是一例我国临床诊疗史上罕有的兼有巨大淋巴结和生长发育障碍症状的Castleman’s病例。患者腹部的肿瘤属于巨大淋巴结的一种，它分泌一种细胞因子，这种细胞因子刺激肝脏分泌一种物质，而这种物质抑制肠道对铁的吸收和利用，这就导致了患者出现贫血症状，并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异常，是女孩20余年发育停滞的症结所在。
如今，小金枝已经回到了山东老家，然而关于这一罕见病例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中。血液科韩冰医师说，Castleman’s病相对少见，而在同一人身上同时出现贫血和生长发育停滞这两种病症国内医学界尚无报道，国际上报道过的病例也屈指可数！金枝此前就诊的医院对袁金枝的病情都不敢轻下诊断，但在协和，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科学论证和临床检测，这群敢于向疑难病症挑战、“敢啃硬骨头”的医师们终于找到了袁金枝贫血的症结所在。
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挂号大厅门口，总能看到这样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点开始，许多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就带着食物，提着小凳，甚至背着铺盖卷开始排队。这些提前一天就开始通宵排队的人几乎一半都是为了第二天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号而来。正如同中关村的人头攒动代表着信息产业的繁荣，CBD旷日持久的堵车代表着金融行业的兴旺，协和医院的挂号长队也正说明了风湿免疫科的强大。但张奉春主任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他反而以一种忧心忡忡的语气说：“在中国，10大种类的200余种风湿性疾病总患病人数已经攀升到5000万之多，这些患者都是在外地看不了才来到协和。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看病能在当地解决。”
张奉春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抗风湿病联盟董事会执行董事，是中国著名的风湿病学专家。他在协和勤勤恳恳度过27载春秋，医院领导说他顾全大局，能站在医院的角度考虑问题；科里同事说他为人正派、心胸开阔、不求名利、注重学术；而患者说“张奉春教授的医术权威性毋庸质疑，对待病人态度和蔼，语言简洁，诊断简洁明了，思路清晰，让患者觉得踏实、信服。对一小部分自以为聪明的患者他还不时表现出幽默和霸气。”
全国人民上协和，风湿病专家号一号难求，这在某些人眼里，似乎风光无限，但这却是张奉春心中的一痛。为了让患者早一日看上病，无论多么繁忙，张奉春每周一定要坚持出到四个门诊。他对待病人认真细致，门诊的病人看了一个又一个，预约号加了一个又一个，有时候半天门诊看50多个号，从下午一点半不吃不喝一直看到晚上八点。患者说“看到张大夫起身急忙喝了一口水又快速坐回他的位子上时，真想替他倒杯水……因为他的杯子里只有带一点儿水的茶叶了！看到这个简单的动作，真是感动再感动！”这是患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全科医生以疲惫之身，日夜兼程，奔走在普通门诊、专家门诊、夜间门诊、业余门诊之间，其中的辛苦难以描述。
张奉春的妻子原本也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但因为工作实在太辛苦，最终调离了协和医院。孩子的出生为全家带来了欢乐和幸福，但张奉春却不得不将出生仅仅四个月、还在襁褓之中的宝贝儿送到乡下，一年才见一次面。孩子一岁多就上了协和的全托班，当时是幼儿园全托中最小的孩子，原因是家长没时间管。对于自己的辛苦，张奉春不愿谈太多，只详细的描述了另一件事情——
“当我刚刚进入协和的时候，常常跟着张孝骞教授查房。当时老先生已年逾80，腰腿很不好。但是他的听诊器却比正常的短许多，必须弯下腰去听。当我们问起来的时候，他解释说‘因为我耳朵不好，线太长，我听不清’。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是在张孝骞、方圻和罗慰慈教授等协和老一代医学家的高尚医德的感染下，以及以后的内科主任吴宁、朱元珏和王爱霞教授的严格管理下，在一代代协和人榜样的影响下，张奉春学到了非常严谨的作风，以及对病人一丝不苟的态度。他认为医生不能太浮躁，不能太追求名利，而应踏踏实实地潜心看病人。所以每次接诊新病人的时候，他都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进行全面查体。他说，这是医生责任心的问题。
在张奉春还是主治大夫的时候，他接触了一个红斑狼疮的小女孩。每隔两三年，这个女孩都要来“报个到”，甚至因为这个病寻过短见。但张奉春一直耐心的开导她，鼓励她勇敢的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两年前这个女孩儿怀孕了，因为红斑狼疮的患者怀孕有很大风险，他一直和女孩保持电话联系，随时解答她的问题。在2008年的某一天，这个外地女孩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怀中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她说，张医生，我不是来看病的，我就想让您看看我的孩子……
对青砖碧瓦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张奉春不想离开，风湿免疫科也不想离开。但是医院做出“做强西院”的决策后，张奉春和风湿免疫科却能够顾全大局，迎接挑战，整建制搬迁到西院。唐福林教授形容他，“他已经担任学会的主委和科主任，为了求稳，求得一团和气，他可以找理由拒绝去西院，可为什么还要顶着压力去西院？这说明他并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真真正正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更好地服务病人的角度出发。”
而事实证明，风湿免疫科搬迁到西院后，的确为患者，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带来了许多益处。科室床位增加后，患者住院等候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门诊挂号明显消肿；医院说到做到，整合各方力量，大力支持该科科研平台建设，自身抗体实验室划归风湿免疫科后，不仅使化验结果等候时间缩短，而且国家级的自体抗体中心也即将建成；医生的门诊量、管床数都大大增加，临床经验愈趋丰富，去年晋升副教授，免疫科四个主治医成功了仨，是全院科室中比例最高的。西院的风湿免疫科，正像一只展翅的大鹏，亟待飞上蔚蓝的高空——
自从掌舵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以来，他没有辜负前辈的嘱托，更没有忘记有那么多病人、那么多医生对自己的期望，始终以发展我国风湿病学事业为己任，致力于在全国推广和普及风湿免疫病的规范化诊治。每周出四个门诊，还有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张奉春简直是脚不沾地的在四处奔跑，即使在飞机上也不停的写文章、改稿子，制订会议日程。他说，学会工作和医院的学科建设在时间上、精力上常有一定冲突，但是那样工作都不能懈怠，因为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
他同风湿免疫科的同事一起努力，免费为全国各风湿病专科的主任开办《风湿病学高级研讨班》，这个被学员们骄傲地称之为“中国风湿病黄埔军校”的高研班至今已开办了八期，为全国培养了100多位学科带头人。“不仅无偿分享协和的新知和经验，高技术含量的实验室也完全开放。”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对高研班给予高度评价。
张奉春，男，1954年生人，中共党员。现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抗风湿病联盟董事会执行董事，担任多个国家医学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外学术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委和编审工作。1987年始从事风湿免疫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有丰富的诊断和治疗风湿病的经验，尤其是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多发肌炎/皮肌炎，系统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痛和系统性血管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很深的认识。
编者按：我国听力残疾者总数有2004万之众。今年3月3日是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委共同确定的第十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正确使用助听器”，为配合患者的宣教工作，院报编辑部特邀耳鼻喉科医生撰写此文，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耳病防治工作，关注耳疾患者的身心健康。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害因素可能危及到孩子的听觉系统。孩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听力下降，甚至是听力丧失。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碰到青少年出现不明原因的听力下降，有时一侧，有时是双侧。而且由于孩子自己不注意，家长叫孩子名字感到孩子不理人，常常认为是小孩不听话。等到大人注意到，带孩子前来就诊时，有些已经已有中度甚至重度听力障碍了，这给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另外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老年人出现听力障碍。根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我国有听力残疾者2004万人,占六类残疾人口总数的24.16%,位居第二；其中聋哑儿童约90万,推测我国每年新增聋儿3万人。儿童听力损失与耳聋不仅可直接导致其言语、情感、心理和社会交往等能力的发育迟缓,并且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上学和就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也直接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解决这些听力残障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助听器。
严格地讲，耳内式助听器应分为定制式和模件式助听器。定制式中还可区分成全耳甲腔和半耳甲腔式。耳内式助听器外形更加精巧，依据每个人的耳甲腔形状专门定做，使用时直接放在耳甲腔内，不需要任何电线或软管，较隐蔽。但耳内式助听器的输出功率不是很高，仅适用于轻度、中度、中重度聋的患者使用。优点：1、不显眼，配戴舒适；2、 半耳甲腔式便于摘戴。
耳道式助听器外形更加精巧，依据每个人的耳道形状专门定做，使用时直接放在耳道内，又可细分成近耳道式、近鼓膜式和深耳道式。优点：1、 声学特性上耳道式优于其它类型；2、麦克风位于耳内，可利用耳廓的集音功能；3、受话器距离鼓膜近，耳道中的密闭气腔体积减小，扩增了高频信息；4、深耳道式助听器的尖端深入耳道硬骨质，堵耳效应降低；5、深耳道式助听器的净空加大，不易产生饱和失线、更不显眼，更易于摘戴。
如何选配助听器是一项专业化的程序,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首先要经耳科医生测试听力：(1)确定患者的听力损失类型;(2)听力损失的程度;(3)听力曲线特征。例如有些慢性中耳炎患者,耳内长期流脓,没有用药物控制,脓液会阻塞耳膜的声孔,影响助听器效果;部分耳聋患者,他们小声听不见,声音稍强就不能忍受,听觉范围很窄,医学上称此为重震,配用助听器时会觉得声音过强而难于忍受;而有部分老年人,由于老年聋同时伴有大脑皮层细胞老化,他们只听其音不解其意,助听器只可将声音放大,他们听的声音会显得杂乱,一般质量的助听器效果会不理想。其次,还要考虑患者的年龄、耳聋的时间、单耳聋还是双耳聋,以及以前是否佩戴过助听器等。听力损失类型主要有两种:传导性耳聋和神经性耳聋。神经性耳聋由于是内耳的听力细胞退化或坏死,属于不可逆的病变,所以临床上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治疗。一旦经过确诊是神经性耳聋或者是经过治疗无效的传导性耳聋,佩戴助听器是唯一的选择。
近年来选配助听器更加科学,主要根据助听器的电声特点与患者的听力特征和听力需要之间的关系,来选定最适合患者的助听器增益和频率响应。助听器的型号依患者的听阈(HTL)、最适响度级(MCL)、响度不适级(LDL)决定。即助听器将言语信号放大到相应频率的舒适响度级,各频率的放大信号均不超过响度不适级。按这样的方法所选配的助听器,再给患者测试实际耳增益,如测试结果一致就比较理想,不一致可以再调节或更换,尽可能作到让患者满意。助听器配试后到得心应手的使用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助听器放大后的声音与原来的感觉是不同的,欲使助听效果理想,应学会正确使用。使用之初首先在安静环境习惯各种背景声,试着区分每一种声音；与人交谈由与一人谈线米左右对面而坐,以后逐步与二、三个人交谈；看电视以看新闻节目开始。助听器佩戴3~5周后需要请医生随访一次,有些不适就可以调整。助听器配试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国内远未引起人们关注,不能到商店“买一个”即可,一定要经专业医生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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